9 月 9 日夜里，东京，一家开在银座的中文书店。许知远发着近三十九度的烧，十天没喝酒，来给二十五年前那本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的新版站台。对谈的是比较思想学者刘争，做加藤周一研究。前四十分钟是回忆录：北大、稿费、一篇二十五年前的午夜日记、一个靠优惠券生活的日本大叔。后四十分钟才转到 AI，而这一晚真正值得记下来的，全在后四十分钟里。

他没有讲一句 AI 的技术，也没有给一份处方。他讲的是六件事：一个一百年前的时代病，一个正在缩小的世界，一位查了二十年的教授，一个夜晚该怎么描绘，一句话该怎么写，以及站在哪一边。把它们拆开看，每一件都很小；合起来，是一个五十岁的人文主义者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找到的立足点。

一、头脑混乱时期

一九一三年的报纸

许知远最近在读一本书，一位常居维也纳的历史学家写的一战前的欧洲。那十几年里电影刚发明，热气球、赛车、报纸一起涌来，眼花缭乱。作者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变化，不是任何一项技术，而是人普遍陷入了一种「头脑混乱」——每天被大量的报纸淹没，分辨不出什么是重要的。一战就是这么滑过去的：没有人觉得那会变成那么大的一场战争，都是些很简单的事。

这本书他没有点名，从描述看，最吻合的是 Philipp Blom 的《The Vertigo Years: Europe 1900–1914》——逐年写下来的十五年，电影、飞行、汽车、报纸和「神经衰弱」正是它的主线，「眼花缭乱」就是 vertigo。

他接着说，印刷术刚出现时也一样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信息的人们快要崩溃，妖言惑众的东西大量出现，当时的很多战争都和印刷革命有关。人类似乎只有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会修正。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某种头脑混乱时期。」以前读报纸，从第一版到第十六版还有个轻重；现在所有东西一起涌来，大数据推来的最琐碎的事占据最多的注意力，而那些决定我们人生命运、决定这个时代命运的东西，「我们最不重视地就滑过去了」。

他的出路只有四个字：自我拯救。我们的头脑和情感方式都没有演化到能应付这么多东西的时刻，人不可能完全活在无序里，一定要给自己造一个小天地、一种秩序。刘争接过话，给了这一晚最好的一个意象：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伦敦，你看到的是被工业污染的天空，你会碰到雾都孤儿；今天的 AI 也是一台巨大的机器，也是一个污染源，我们大多数人也像雾都孤儿一样无力分辨。那就做一个自己的口罩吧。一个口罩，一把伞，一个小群体，都行。

二、经验缩减的世界

二维的世界

这一晚他两次用「专制」来形容技术。人本质上充满可能性，在任何环境里都有想象力和自我反思的能力，这是人文主义的底座；而过去这几年技术浪潮给他最强的感受，是「世界上的想象力只变成了一个单一的马斯克的想象力」。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世界有很多很多重的想象力。

更具体的一层是经验。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的越来越多，可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反而在缩小：所有人去同一个网红的地方，同一条新闻传到所有人那里。世界是三维的，甚至坐在对面的人都和屏幕上的不一样，而手机上的一切是二维的，气氛也被压扁了。「我们面对一个经验缩减的世界。」怎么重新找回自己的经验，成了我们最大的挑战。

他给这个判断配了一段历史：二战之后为什么会有存在主义的爆发？因为经历了那么可怕的战争和屠杀，人被彻底去人化了，《局外人》里母亲去世他都没有感觉。于是人要重新想我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，而且我不是上帝造的，我可以参与对自我的创造——年轻人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会爆发出很多东西。八十年代尼采为什么受欢迎，也是同一个道理。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，但意思是清楚的：每一次技术或灾难把人压扁之后，人文都会被重新召唤，只是从来不是免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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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每个时代奖励不同的才能

安静的冒险者

活动前一天，他和刘争去拜访了铃木正夫。这位日本教授在六十年代读到郁达夫的小说，被打动，后来花了二十年时间去查一件事：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到底是怎么死的、是谁下的令。为了这件事，他专门找机会到新加坡去，用英语教日语，一次一次去苏门答腊。许知远大学时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过《郁达夫在苏门答腊》这本书，当时觉得奇怪，写《故都的秋》的人怎么会在苏门答腊；二十多年后他坐在作者面前，用了一个词：安静的冒险者。

铃木先生从十五岁开始写日记，写到八十七岁，七十二年。许知远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没能读到那些日记——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是什么感受，新干线建成的时候他是什么感受，中日邦交恢复的时候，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人是什么感受。这些东西的真切，会超过任何宏大叙事。

他由此讲到一个变化：年轻时他关心的是「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」，现在越来越喜欢做很具体很具体的事情的人。把一件微小的事情搞清楚，它就会通向很大的东西，因为它坚实。写《梁启超》时他反复引用一位山西举人刘大鹏的日记：此人每三年进京会试，一次也没考上，却因为一本从十几岁写到抗战的日记不朽地留在了近代史里。科举废除那一天，刘大鹏的感受是天崩地裂——「就跟我们看到 AI 的感觉一样」，我好不容易写一篇文章，它一分钟就写完了。

所以他对台下年轻人说的那句话不是安慰，是判断：每个时代奖励不同的才能。现在是一个 show business 的时代，奖励会展示自己的人；沉默的、有耐心的、愿意花很长时间做一件事的人，这个时代不奖励，或者奖励得不明显。「但核心问题是，世界会变的。」二十年代创造社那些杂志发行量比今天的公众号小得多，编辑部一路从广州搬到上海，发不出薪水，但它是那个时代的定义者，因为那是一个以文字为中心的启蒙年代。这个时代不是那样的时代，这不说明今天的人才华输给了他们。

四、切身性

九月九日的夜晚

这是全晚方法论最强的一段，起点是一句坦白：我们看学术论文，AI 已经写得比绝大部分作者都好了，博士论文也是。刘争在关西国际大学教书，学生来发表时特别自豪地说「老师，这都是我们一句一句写出来的，没有用 AI」，她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扬。

许知远的回答是，知识生产仍然重要，但知识生产的方式会变——切身性的知识会变得更重要，因为切身体验是唯一真实的东西。「比如我们今天晚上在这相遇，你怎么描绘九月九日的夜晚呢？」一个发着高烧却看不出来的人，门口的树是怎么摇晃的，你自己是什么心情。发现自己的切身性很难，但那才是真实的。

这一段是被一个提问触发的。一位年轻听众问，在短视频和算法的时代，退化的是阅读能力，还是发现自己的能力？许知远先答了这个问题，然后回过头说了一句更要紧的话：我经常碰到年轻人提问，一开口就是代表全部年轻人在问，代表所有人在问，其实所有人想听到的是你切身的问题是什么。切身的东西表达出来之后，它反而是普遍的；直接奔着「普遍」去说的，反而不普遍，只是一种虚假的普遍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用普遍讲话，都在用别人的话说话，因为说出自己的话是危险的，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很蠢。

而愚蠢是美好的。他说青春时代印象最强烈的就是自己的愚蠢，你会记住它、记录它，愚蠢帮你发现自己；人很少在自鸣得意的时候发现自己。这也是郁达夫为什么在今天重新打动人：他是第一个真切描绘自己肉体经验的中国作家，那时候大多数人不好意思说这些事情，他说了，所以有力量。

五、一句一句写

从甲骨文到对话框

他没有把自己摘出去。他现在天天跟豆包打交道，以前读一本英文书还要假模假式查查字典，现在扫描一下就翻完了；他也怀疑过自己写这么长的东西到底还有没有价值。但他这代人是被书籍和文字训练出来的，当他再去写、再去读的时候，获得的是一种自我的确认。很多事情在你写下来之前，你都是假装了解——只有试图去写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自己真的知不知道。用 AI 的人更知道这一点：大家都假装知道，其实什么也不知道。

于是他讲了一个反例。华尔街一位亿万富翁在《华尔街日报》登了一篇 AI 写的专栏，被问到为什么，回答是：难道你有了计算器还用心算吗？「你听着也很有道理。」这件事是真的，主角是斯坦利·德鲁肯米勒。8 月下旬他那篇批评财长压低长债收益率的专栏被检测工具判为 AI 写成，他对记者承认「当然用了」，原话比许知远的转述更彻底：我现在什么都用 AI 写，理由和做算术用计算器一样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社论版主编随后公开为他辩护，认为 AI 是现代生活的事实，也没有给文章加任何披露。

许知远的回应分两层。第一层是社会学的：一句一句写的人，慢慢会像会唱昆曲、会唱京剧的人，会成为一种被观看的技艺——「哇，这个人真的是自己写出来的」。第二层是个人的：他动过念头，《梁启超》第三、四、五卷都用 AI 写怎么样？后来发现非常不一样。应用性的文章一定会有大量 AI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要说什么；但书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，你在写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，是文字带着你走。文字最早是甲骨文，是跟天对话的记录，是占卜；现在是跟 ChatGPT 对话。「从天到 ChatGPT。」

这句话可以替他说得更清楚一点。德鲁肯米勒和许知远的分歧，不在会不会用 AI，两个人都在用；分歧在写作是什么。如果写作是输出，它当然可以外包，计算器的比喻完全成立；如果写作是自我确认，它就不能外包，因为外包出去的恰恰是那个确认的过程。一篇专栏可以是前者，一部要写十七年的传记不能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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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站在失败的一边

忧伤有没有迭代

刘争问了一个只有二十五周年才问得出来的问题：那本书里的忧伤，二十五年后有没有迭代？

许知远的回答很诚实。他骨子里乐观，但对这个变化心里有很多不舒服，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东西——他们整个年轻时代受的训练，在算法面前非常无力。写那本书的时候，他相信自己相信的价值观在未来等着我们，一个更自由、更开放、更尊重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时代会一步步到来；现在他明显看到未来不是这样，「未来是一个会更逼仄」的世界，二十五年前那些对人的自尊的感觉，现在好像都成了需要被淘汰的东西。他估计未来十几二十年，人文的价值系统会从生活中进一步消失，大学生的书单里已经没有尼采和弗洛伊德了。

然后他把话接住了：「决定人是人、决定人的独特性的，不是说他总是站在胜利一边。我们站在失败的一边，也未尝不好。」你仍然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那就是热情所在；今天五十个人也好六十个人也好，仍然在分享这些东西。荷马史诗里最重要的情感就是忧伤，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分离，从母体分离，跟熟悉的环境分离。忧伤是一种自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嬉皮笑脸的年代，心里其实很苦闷。

他给的不是处方，是一个位置和一份热情。什么是你真正的热情，比什么都重要，那是你的诺亚方舟；而且热情不是虚幻的，要身体力行，跳到水里去，把手搞脏、把脚搞脏。他年轻时唯一真正的遗憾，是那时候太崇拜印刷文字，以为写出来才算数，后来才明白年轻人应该去过一种身体的生活。人是被偶遇塑造的，「人生必读书单」是瞎扯淡；被一部三流作品打动就承认，硬说自己热爱托尔斯泰一定不真挚。

最后一段他忽然轻松起来。现在全世界声音最大的是硅谷那些科技天才，他们的商业能力确实杰出，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很幼稚——他们对世界的想象来自小时候读的六七十年代的科幻小说，而科幻小说在当年是不入流的、没人看的边缘读物，如今却成了中心的意识形态。那么反过来，今天非常式微的人文主义，说不定三十年之后也会有人发现「原来这个这么厉害」。刘争补了加藤周一：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从每个时代挑出来的，全是当时的少数派，到下一个时代才成了普遍的精神。历史很妙，被注意的和不被注意的，跟你自身的努力没什么关系；你能做的只是把握书写权，你写了，它就在那里。

结语：两份处方

这一晚谈话发生的同一周，大洋另一边的埃兹拉·克莱因发了一篇专栏，要求立法禁止让 AI 去造下一代 AI。两个人面对的是同一件事，开出的处方指向相反的方向：克莱因要让造的人停下来，许知远让用的人自己做一个口罩。一个向制度求解，一个向肉身求解。克莱因的诊断是造的人正在失去理解这些系统的能力，许知远的诊断是用的人正在失去分辨什么重要的能力——这是同一种病的两端，一端在实验室，一端在每个人的手机上。

制度那一端本刊已经写过很多。许知远这一端更小，也更近：它不要求任何人慢下来，只要求你在今晚睡前，用自己的话写下九月九日的夜晚是什么样子。门口那家开了八十年的拉面店仍然重要，它解决的问题比 AI 解决的更具体；它的重要性没有消失，只是被遮蔽了。这一晚他反复回到的那个词是「具体」——大的问题看似辽阔，其实毫无用处；小的事情搞清楚了，才通向大的东西。

一句一句写下去的人，会变成会唱昆曲的人。

门口的拉面店

本篇拆解東京單向咖啡館 2026 年 9 月 14 日上传的许知远与刘争对谈（录于 9 月 9 日，1 小时 22 分）；引语据现场录音整理，德鲁肯米勒一事据 NOTUS 与《财富》报道；许知远所引一战前欧洲一书系据描述推断。核查截至 2026 年 9 月 21 日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XdwAiuIjw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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